作为郑屋乡苏维埃主席的郑德标马上找来村里理事郑福奎。这个郑福奎长期来往于福建和广东，把本地的土纸、大米通过水运贩卖到潮州，赚了不少的钱，他在村里威信极高，因此被选为理事。郑福奎不但支持把福兴楼建设红军医院，还一次性捐了一百套棉服给红军医院。

红军医院的医生很快进驻福兴楼，里面设立了中医、西医、外科、内科。这是正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事情，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抬到这里。院长是一位来自北阳镇的红军，叫罗华功，学过医，他和卢优鹏一起，每天在福兴楼忙碌，安排病人床位、病人救治、医院的日常管理。村里的群众听说医院缺乏床板，纷纷把自己家的木板、门板抬到福兴楼。

郑德标这个郑屋村的乡苏维埃主席，则每天负责对外采购食物。他还组织成立了妇女洗衣队，每天为伤病员清洗衣物，一部分妇女则每天上山采中草药，提供给医院。

“土楼？”如果说前两条，绍华还能理解大伯的心情，那么扯到土楼，他就有些不理解了。

“土楼是我们整个郑屋姓郑人的，我们的唯旺公当年花了这么多心血建起来，几百年了，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败了。”郑成荣叹息说。

“土楼那么大，要很多钱来修。”郑绍华很为难。他当然知道，当年郑氏五世祖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的土楼，如今破败不堪，里面被许多人堆了杂物，尤其以棺材最多。走进去，里面阴深深的，一般人不敢进去，即使进去也不敢久呆。也曾经募集资金维修，可是募集的还不够清理垃圾，至于维修瓦梁等根本不敢想。

“绍华，儒河终于重现天光了，而且你现在护坎一砌，比以前更好了。”郑成荣欣慰地说：“我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前些年，看到河不像河，溪不是溪，我的心很难受啊。现在我希望，三座桥下的水陂，能修好，那样才能保护好那三座桥；还有就是那个水呀，什么时候可以像我们以前一样清澈？什么时候再有满河鱼俚的时候？这是其二；第三呢，我希望你能把那个土楼修好。”

这座土楼很特别，横着建在郑屋村口，有四层，建筑面积有五千多平方米，里面的房间有一百二十多间。更加妙的是，这么大一座房子，平时没人居住。关于建这座房子的目的，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为了挡风水，说是下游陈村状似老虎形，上游的郑屋状似牛形，为了防止老虎吃牛，郑屋人于是建了这么一座土楼，用意不说自明了；另外一说是以前郑屋村里各种杂姓的村民很多，郑姓村民为了躲避经常抢劫的兵匪，动员郑氏村民捐款建了这座土楼。每当兵匪来时，郑氏村民就躲进土楼。由于土楼高大坚固，兵匪无法进入，加上里面储藏的食物可以吃月余，因此每次兵匪袭击，郑氏村民均能安然无恙。其他姓氏的村民就只能乖乖被抢劫。久而久之，其他杂姓村民在这里无法生存，最后只剩郑氏村民了。

看着郑绍华离开的背影，郑成荣轻轻叹了口气，皱纹密植的脸上转向西北方，那里，福兴楼像沧桑的老者，在默默地和郑成荣遥望。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八十二年前的往事。

1930年，十二岁的郑成荣已经是郑屋村儿童团团长。这年冬天，闽西特委负责人卢优鹏到村里，和郑徳标商量设立红军医院的事情。根据上级的指示，亟需寻找一个地方设立较大的红军医院，以救治在前方战斗受伤的伤病员。选址要求地处偏僻，不易被敌人找到，面积大、空闲的房子，还要求当地的群众觉悟高、支持红军。特委几经寻找，把目标定在了郑屋的那座土楼和郑氏祠堂。

郑德标儿子郑成荣带着一群小伙伴，负责红军医院的安全工作。他们每天日夜轮流值守，只要发现可疑人员，就要严加盘查。

有一次，一个短工模样的男人试图接近福兴楼，被郑成荣拦住，要他对口号，对方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糕饼塞给郑成荣。郑成荣和身边的同伴使了个眼神，后退几步，一起用梭镖枪指着对方，厉声问：“你是干什么的？”

男人嘻嘻笑着说：“你们只要让我进去，我这里还有很多糕饼，都可以给你们。”见郑成荣他们依旧怒目相对，于是又说：“不让进去也没问题，只要告诉我里面都住了谁，就可以了。”在遭到拒绝后，男人突然从怀里陶出一支匣子枪，对准郑成荣，恶狠狠地说：“端凳不坐，讨凳坐，再不说我打死你们。”

“唉。你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那里可是设过红军医院的，救护过很多红军伤病员啊。”郑成荣叹息说：“那些受伤的红军战士，都好可怜啊。”

郑绍华以前不止一次听大伯说过这些话。他曾经在里面当过儿童团长，负责看守医院的安全。那土楼原名叫福兴楼，可是现在人们还习惯叫红军医院。县里在一九八六年就把红军医院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从来没有拨过钱下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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