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决策处的某些人开始提议：让国际社会出面，让各中立国向朝鲜南部输入药品、医疗器材及生活必需品。这一幼稚的提议立即又被军方否决，他们指出：这样做，必然导致日军抢劫这些物资，而且中立国没有武装力量来保护这些物资，甚至连救援组织自身的安全也无法保障。最后才由郑耀邦提出，让飞机撒播传单，让朝鲜平民前往海滩，由中国海军运送至朝鲜北部的几个区域集中管理。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军肯定会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朝鲜人的逃离。

这场瘟疫中止了日军的进攻，也阻断了中国军队即将进行的反击。中国军队将朝鲜半岛拦腰切断，制造了一个宽达十公里的隔离带。在隔离带南侧，每时每刻都有数千名铁血军战士身着防化服进行巡逻，一旦发现任何可以移动的生物，立即予以射杀。在隔离带北侧，数万名医务人员和防化兵在进行各种消毒防疫工作。同时，在整个隔离带，所有有可能穿越隔离带的地方，都有身着防化服的铁血军战士守卫。中国军队为此，投入了近十万名战士。

与日军进攻非常类似的是，苏军士兵在政委的鼓动和威逼下，亡命地向中国阵地发起了冲锋，即使在浮桥上付出数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也没有迟缓苏军进攻的步伐。倒是苏军的坦克部队损失不大，3个坦克师主要装备有T－26快速坦克、T－28多炮塔的中型坦克、BT系列快速坦克以及最新的由美国提供的M－3系列轻型坦克。但这些坦克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装甲薄弱。但在第一道地下工事防线上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太多的反坦克炮，使苏联的坦克部队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表面阵地。

不过，随着苏军坦克部队在表面阵地上的“快速”推进，这些部队也立即成为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重点打击对象。从上午10时开始，200余架攻击机群和近200架轰炸机群开始对三个苏军坦克师的战斗队形进行了强力轰炸。没有制空权，仅靠坦克师自身的防空火力是不足以威胁到中国飞机的。第一波次的轰炸和扫射只持续了三十分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苏军第332坦克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萨彦工农场（乌亚尔镇）之间的表面阵地上就只留下了数百辆坦克和卡车的残骸。整个坦克师的作战力量被摧毁了80%，剩下的也在中国地面部队的打击下覆灭。

从战略上来说，日军的这次主动突击，确实成功地遏制了中国海空军对日本本土的打击。但从其它方面来讲，日军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到了七月底，近70万日军官兵因各种原因死亡，使日军在朝鲜南部的有生力量被大幅度削弱，基本上不能遂行坚守朝鲜南部的作战任务。本来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日军在朝鲜南部的地下工事群里屯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足够支撑一年的作战消耗。但有生力量的歼灭，则使日军整个防线出现了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另外，中国军队强大的火力与战斗力，也摧毁了日军士兵的战斗意志。他们明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即便是那庞大的地下工事群和交通网络。

虽然炮兵部队遭受了较大损失，但苏军认为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作战任务，彻底清除了河对岸的表面阵地。现在只需要趁夜幕来临，让工后部队尽快架好浮桥，把坦克部队投送过去，慢慢寻找中国地下工事的各个入口。因此，一到22时，苏军的工兵就摸黑搭建浮桥。当然，中国军队也不会傻傻地等着苏联人把浮桥建好，于是工事群里的迫击炮群立即发射了大量的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将苏军工兵暴露无疑，给了中国空军攻击机群良好的指引。

尽管苏军的工兵部队在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但不顾伤亡的指挥官仍然强迫工兵们继续加快速度，同时让战斗部队立即对岸的中国军队还击。庞大的苏军地面部队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压制了对岸中国军队对工兵部队的射击，终于使工兵部队的工作进度加快。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紧张施工，苏军在萨亚诺戈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等地架起了数十座浮桥。到了6月5日清晨6时，虽然中国军队的炮击不断地炸断浮桥，但苏军的工兵部队又不断地修复，终于成功地让3个坦克师渡过了叶尼塞河。

天明后，由于受苏军庞大的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不仅轰炸机只能在1500米以上的空中投弹，就连速度较快，机体较小的攻击机也不敢低于1000米投弹。这使对浮桥的轰炸效果变得很差，大量的苏军坦克、摩托化部队通过了浮桥。很快，便在河对岸建立了数个桥头堡。在地下工事群里的中国军队立即以炮兵和狙击手对苏军桥头堡的防空炮位进行了集中打击，一待苏军防空火力减弱，强大的攻击机群就立即向这些桥头堡发动了攻击。

6月4日，虽然突袭是达成战役目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苏军并没有完全采用这种办法。他们的指挥官坚持认为自己的准备足够充分，与其靠突袭这种不一定成功的进攻手段，还不如按部就班地用超强大的火力去摧毁中国军队的防御。于是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苏军的西伯利亚方面军的一万五千门各种口径的大炮便进行了不间断地炮击。有超过四百万发炮弹落在了从叶尼塞斯克至萨亚诺戈尔斯克一线叶尼塞河对岸的中国阵地上。

如此数量的炮弹爆炸，足以将这一地域所有的物体从地表上抹去。负责策划此次进攻作战的是时任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少将，而直接指挥这场炮击作战的则是时任炮兵少将戈沃罗夫。这次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的炮击，用华西列夫斯基少将的话说，就是要让地面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影子。同样，华西列夫斯和戈沃罗夫的作战计划特别对此次苏联东线战役集群司令官兼西伯利亚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大将的胃口。这位大将向来主张以强攻去打败敌人，不太喜欢耍小花样。他始终认为，实力决定一切，正面突破才是用兵正道。

其实，当苏联军队庞大的炮兵部队集结在叶尼塞河西岸的时候，中国空军侦察机和侦察兵已经早将这个情报送到了国内。担任中国西北战区司令员的许树铮上将也因此作了相应准备。在地表的阵地上除了留下必要的观察人员外，再没有任何作战人员。而在苏联炮兵射程之外的地表阵地则保留有强大的炮兵力量和装甲力量。而且东北战区空军的主要作战飞机是战斗机，所以从开战伊始，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群就立即升空，在整个中国工事群的上空进行巡逻。

收到命令的部分日军看到不再需要自己面对可怕的瘟疫，也不需要面对中国军队的杀戮，便在军官们的带领下，陆续汇集到华川附近。但仍有超过一半的日军士兵不知所踪，他们或者藏进了深山老林，或者聚集成匪、打劫附近的乡村甚至城镇，或者悄悄地渡过汉江，回到朝鲜南部的日控区。那些回到朝鲜南部日控区的日军士兵，无法进入地下工事群，因为戒备深严的地下工事群，在没有接到命令前，是不允许收留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的。而这些回到日控区的士兵，只能在表面阵地指定的军营或集中营里等待大本营的处理。

这次大规模瘟疫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中国军队在完全隔离了高山附近的区域后，派遣大量的医务人员前往救护，并清理尸体。到了6月15日，才将商情控制下来。但此时，已有11000余名战士因病死亡，5千余人无法继续战斗，待病愈后被送回国内。而幸存下来，并保存了战斗力的战士则被单独地编成一个师，这就是第一特种防化师。该师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以研制并试验各种生化武器乃至基因武器，令全世界胆寒的秘密部队，并最终在八十年后成为全部由生化战士组成的部队。

而日本军队的损失则要惨重得多，截止6月20日，留在洗浦隔离区的7万被感染的日军士兵，就有超过6万人死亡。而在日军哗变后，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手看守隔离区，导致有近万被感染的日军士兵逃出隔离区。而这又导致了整个马息岭以南至北汉江以北的广大区域成为感染区。少数潜伏期比较久的日军士兵侥幸逃到了日控区后，在集中营里就爆发了出来，又使几乎所有的集中营遭到感染，5万余人染病。当这些被感染的日军士兵开始冲击集中营时，终于被下令全部击毙。

日军的哗变让白川义则惊恐失色，他没想到以服从命令、勇武狂热、忠心不二、淫虐（包括自虐）成性的“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士兵居然会出现哗变的情况。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能够让这些日军士兵完全抛弃了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素质，而选择逃亡？在接到上马山勇自杀的消息后，他也再没有心思去寻找替罪羊以便向日本大本营交待，只好下令全军撤退，暂时在北汉江北岸的华川一带集结。

不知为什么，苏联军队似乎一直对如何使用作战飞机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他们把作战飞机主要用作对地面攻击，而相应的战斗机则显得很少，且性能极差。伊－15、伊－16这两种老掉牙的战斗机至今仍在苏联空军中担任主力，新式的米格－3型、雅克－1型等战斗机只有少部分装备部队并用于评估和试验。这样一来，原本性能不错的伊尔－2攻击机因为数量稀少，加上没有战斗机护航，而在6月4日当天对中国阵地的空袭中，不仅没有任何斩获，反而被全数击落或驱散。

本来在此时，已经完全暴露了的苏联炮兵阵地，完全可以由空军部队予以摧毁，但由于西北空军大部分装备的是战斗机，且在五月中下旬开始的空军大集结，最初到达西北空军的作战飞机也以战斗机为主。因此，西北空军在派出了全部的300多架攻击机和轰炸机后，就没有更多的后续力量了。但这三百多架飞机在6月4日一天，就在战斗机群的掩护下出去了七个波次，2000多架次，投弹1500吨，摧毁了三千多门苏联各型火炮。

不受控制的瘟疫仍然继续漫延着，日本在朝鲜的驻军本就因被完全切断了海上补给，而缺医少药，更何况去谈什么求助朝鲜平民了。总参的计划似乎正被日军有意无意地执行着，这让决策处部分人士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金阳、宋孝仁这一次令人万分讶异地站在了一起，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向朝鲜南部空投医疗用品，帮助日军控制疫情的范围。但包括李长山在内的军方高层则断然予以拒绝，他们认为，日军不可能把这些医疗用品用于帮助朝鲜平民，只有可能屯积起来，为地下工事群进行长期的抵抗作好物资储备。

中国军队的这次行动，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将瘟疫向朝鲜南部引发。虽然在制订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为了避免瘟疫向北扩散，但总参在讨论这个计划时，也抱有看能不能将瘟疫引向南方的想法。结果效果好得令人吃惊，从航空侦察拍摄的照片分析。从6月中旬到7月底，朝鲜南部的整个汉江流域，日军的表面阵地上天天都在焚烧大量的尸体。从火堆的大小、数量和燃烧时间上判断，有超过一百万具尸体被焚烧。当然这中间起码有90%的是朝鲜平民，但至少也有10万左右的日军死于瘟疫。

总参此时似乎也找到了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消灭日军的办法，那就是在地下工事群里让日军，哪怕是极少数的日军士兵感染瘟疫。在狭小密闭的地下工事里，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就足以使这个工事崩溃。在各个地下工事之间有通道联接，只要日军没有来得及发现感染者，并及时采取隔离措施，那就很有可能使整个地下工事群的日军被消灭。如此诱人的想法一经打提报，便引起了决策处的激烈争论。最终因无法有效控制其疫情发生范围，有可能导致整个朝鲜南部所有平民跟着日军殉葬而被否决。

日军的这次可以称得上是狂妄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效果远不如此。他们除了成功地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时间向后拖延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地促成了苏联军队对中国的进攻。这样一来，迫使中国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当然最终，他们希望会成功地将时间延续到美国海军恢复元气，承担保卫日本的责任起来。后世的学者们对日本当初这种抛弃70万士兵的生命换得的战略态势的扭转，无不大加赞赏，虽然日本还是未能逃脱中国对它的征服，但仍不能阻止学者们对当时日本主要政要的高度评价。

朝鲜半岛上的局势现在已经彻底稳定下来，中国军队因为建立了隔离带，以及对瘟疫的忌惮，无法向已经受到大量伤亡的日军发动进攻。而日军则只能蜷缩在地下工事群里，静静地等待着末日的宣判。在地表，除少量日军在进行尸体清理及必要的警戒以外，只剩下惶恐不安的朝鲜平民，在瘟疫的威胁下苦苦求生。他们缺少粮食、药品和各种生活必需品，还不得不被日军奴役，干着最重最苦的工作。

到了6月5日下午17时40分，在中国空军的强力打击和地面部队的适时配合下，三个坦克师除了第256坦克师保存了一百多辆坦克退回到阿亚诺戈尔斯克对岸的桥头堡内外，其余的装甲力量被全部摧毁。苏军在地面上的进攻不得不中止，只能用数个摩托化师的兵力搜寻桥头堡附近的地下工事，以便找到中国军队主力进行战斗。

到了天色变黑时，苏军在浮桥摆脱了中国炮火和空军轰炸的打击后，又开始了大量的装备人员的渡河作战。为了保住这些“宝贵”的浮桥，苏军决定渡河部队的首要作战任务不是向纵深发展，而是对叶尼塞河沿岸的中国军队进行打击，并破坏地下工事。这一命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因为苏军士兵从白天的战斗也看出，河对岸的中国军队对浮桥的威胁太大，许多次将浮桥炸断，还是动用了大量的战斗部队才配合工兵将浮桥重新修复。河岸附近地下工事群内的中国军队终于面临着最现实的考验。

当然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苏联已经向中国发动了进攻。面对比日本陆军更强大更现实的威胁，中国大部分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西部边境。早在五月底，苏军就不断地派出许多侦察分队，对叶尼塞河对岸的中国阵地进行侦察。飞机也不断地买到中国阵地上空，进行航空侦察和拍摄。而中国军队并没有进行过多地打击，因为中国阵地主要核心是在地下。只要这些侦察兵和侦察机不深入到阵地后方的各个补给站、机场、车站等地，中国军队一般不会加以理会，以免暴露各个火力点或防空阵地。

逃亡的日军士兵也因为无法离开疫情区，而逐渐发病，到6月底，在华川集结的近十万日军已经建立了5个隔离区，近3万人被隔离在内。7月初，特大规模的疫情在马息岭以南、北汉江以北的区域爆发，接着以惊人的速度向日控区漫延。数十万朝鲜人感染，仅仅一周的时间，该区域几乎被完全灭绝。

为了避免疫情向北发展，越过马息岭而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发生，中国东北战区空军和陆军航空兵派出了几乎能够出动的所有飞机，向隔离带投掷燃烧弹，以将病毒隔离在马息岭以南。经过长达5天的持续轰炸，上千架飞机投下了整整5万枚各型燃烧弹，终于在整个马息岭山脉至南大川入海处建立起不间断的火墙，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被烧毁，南大川的水位也因各支流断流而下降了一半，五十年后也没有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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