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推托不想到集体渔场做场长的最大理由，嘴上说是怕失去太多的自由。但更多的原因却是家庭负担重，上有父母下有一群孩子，进了单位，只有自己一个人拿工资，老婆孩子要私下去网个鱼什么的还会招人闲话。

游说的人也有道理：进了单位，至少全家人的口粮有保障，黑市两毛钱一斤的米，凭指标买才八分三；壮劳力每月三十三斤粮指标，非壮劳力、妇女三十一斤；孩子上学的，高中生三十四斤，初中生三十斤，小学生二十四斤；外加每人每月四两菜籽油票，总之基本够吃的。三十六块钱的月工资，除去买全家人的粮油还有剩下的。过年还可以凭布票买布做新衣服，凭肉票买猪肉过节，凭煤油票买煤油点灯……七毛六一斤的猪肉只有食品站能卖，没有肉票是绝对买不到的。

陈二爹住在湖对面的牌口，是和汉叔结伴划船过来的，按惯例他们俩也会在湖区顺道先转一圈。

汉叔和陈二爹家离得近，他比桂爹要小七、八岁。按当地的风俗，男人成了家有了孩子，别人就开始称呼某某爹了。单凭孩子们口中的一个“叔”字，就知道桂爹和他之间的关系己经不一般了。事实上，他们之间做什么事情已不再需要约定，而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默契。

总之，入单位的好处有一箩筐。而且领导还说了，以后不准沿湖的闲杂人等私自打鱼打猎。

到底选哪一处，他还想和伙计们商量商量。虽然最后还得他自己拿主意，但他深知，打刊子算是他们这一行的大型集体行动，需要细致的分工和配合，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更加重要。这就更要大家有商有量的，不能把各自的想法藏在心里头。

借着满天星光，老伙计们按事先的约定又聚到桂爹的新居里来了。

堂屋的正中摆着个硕大的柳树头，向里弯曲的一侧已经燃了好长时间，火苗不大，但树头表面已经烧出一层厚厚的红色木炭来。陈二爹用他长长的铜烟斗在树头上敲了敲，一大块木炭松脱开来，飞溅起满屋的火星。树头空洞处立刻被窜出的火舌裹住，屋子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管他呢，一介百姓，出工领工资就好了。

渔民的收成按规定不能私自出售，但并没有说不能吃和送人，交足了集体定下的指标任务，只要不是大鸣大放，多出来的就自个儿掂量着处理吧。也正因为隐含着这种便利，大伙儿干活积极性还是蛮高的。

常年活动在这片湖区，桂爹对每一个港湾河汊都了然于心，但今天他还是荡着枪划子花一整天时间在湖里转了一圈。

入冬以来，桂爹和伙计们已经打了好几回刊子，次次都是满载而归。但桂爹因为家里建房子，耽误了不少出工的时间，猎物都上交给单位搛工分去了。

自从前几年政府组织各自为政散捕的渔民成立集体渔场以来，他就再也没有以前自由了。

但除了集体组织的季节性捕捞作业，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各自以户为单位，把捕到的鱼上交集体折算成工分，年底再“按劳取酬”。“交少了要扣，交多了不补”的规矩却不尽合理。

今年北方天气较常年更冷，南飞过冬的野鸭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多。

狩猎地点的选择非常重要，今冬打过刊子的几处暂时是不能再用，野鸭是有记忆的，今冬绝对不会再大群大群地在那些地方聚集了。

有几个地方他在夏天就留意着，水草长得特茂密，这意味着会在淤泥下结出更多的草籽粒。其中，有两处湖水退到只剩下四五寸，刚好是野鸭既可以游水，伸长脖子又可以挖到草籽的水深。旁边的沙洲早已露出，正好用来埋刊子和困船。

就这样，他变成了这个集体小单位的头儿。除了那些最亲近的人，其他人跟着改口，开始叫起“徐场长”来。要说打鱼打鸟他是在行，但要他去做这个领导，他是从来没有在行过，也许永远也不会在行。

桂爹并不想进这个渔场。一个自由惯了的人，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往自己嘴上套个笼头嚼子呢？但以他的人缘和在圈子里的威望，加上他捕鱼打猎的出众手艺，人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找他做工作的人来头还不小，是地区水产局的一位重要领导。以前索未谋面，据说一开口就是一句：“桂爹好，桂爹好！既打鱼，又打鸟。”应该是有备而来。

桂爹心想，人家这是在威胁自己呢。自古以来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给捕鱼打猎，那“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不成。他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可没说出来，人家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把后面的重话用错了地方罢了。想想自己现在也不年轻了，要转过去十几二十年早就“爆”了，现在的想法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罢。

捕满了鱼，打够了野鸭，搛足了工分，再多上交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工资是死的，交不足要扣，交多了可没得涨，只是桂爹身为带头人，不能让其他人比了下去。

喜爹和秋爹打鱼还行，却称不上打猎能手，但凡有这种大型狩猎行动，桂爹都会预上他们一份。这个季节的农村，集体上也没有太多的劳动，挨年近晚的，打些野物过年也好啊。冬天湖水消退，小岛的东南面己有一线沙洲连到对面的岸上去了，所以他们就直接抄早路过来。

汉叔瘦削精干，火塘燃得有些猛烈，他索性将狗皮大衣脱下撂到竹椅子的靠背上，一边细心地卷早烟一边耐心地听陈二爹侃大山，讲过去的威水史。

陈二爹讲起古来爱挥舞烟斗，也不怕戳到别人。知根知底的，大家会自觉坐得离他稍开一点。

秋爹和喜爹照例在火塘里烤鱼骨和糍粑。糍粑是婶婶们做来过年吃的，不知是哪位爹偷着带来了；鱼骨头是夏季捕到的大鱼，只能剖开来卖，骨头卖不到钱没人要。食品站收大鱼时还要扣秤减骨头重量，他们送鱼时会顺道捎回来。新鲜卸下的鱼骨腌好、晒干，大冬天的用炭火烤脆了下酒，一流。

捕猎到的鱼鸭说是交到食品站卖，但见到卖的却只有鱼没有野鸭，野鸭都向上级部门调拨了。也许是弄到其他大城市去卖吧，但更有可能是由上级单位私下进行了再分配，都调拨到领导们的餐桌上去了。

多出的渔获也不能自己拿去卖，那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割掉的。怎么割？开除出集体渔场，没收捕捞工具，挨批挨斗呗。

集体渔场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那可是一个有粮票、油票、布票发放的单位。粮本上印着《十五种粮食供应证》，粮指标可直接兑换成hun省粮票，省内通用。与工人阶级的国家粮和全国粮票比，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单位不大，待遇也不高，却有不少人艳羡着，当然，也有人并不以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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