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阵三把火，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和看病的地方。

但他们却迫不及待地拆掉了位于场部前面的仓库，这样整个乡政府就没遮没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了。

桂爹用鞋踢了踢脚底下的地面，不给对方开口说话的时间，“我住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还穿着开裆裤呢。下次见到像我这种年过半百的人，记得说话的语气放客气一些。年轻人！”桂爹说完站起来转身进屋去了。

年轻人胀红着脸，等他反应过来，只得冲桂爹进去的方向喊了声：“你等着瞧！”

又在场部的后面用楠竹和油毡纸搭起一个大棚，作为乡政府干部和随员的厨房和食堂。

桂爹一听来人的口气，没忍住乐得笑出声来。就凭对方那架势，他也懒得再招呼人家坐了，顺手放下凳子，自己一屁股坐了下去。

桂爹弹了弹烟盒底部，取出根纸烟自己点燃抽着，才勉强把笑声止住：“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还想问你是哪里来的呢？”他抬起眼睛盯着来人，“叫我搬可以啊，你们先安排好合适的地方。”

桂爹收起笑容，表情严肃，“你也不问问我是谁！你也不问问你现在站着的这块地皮子属于哪里！”

一开始，新领导不明白怎么就会有这么一户人家住在这里。而且，那种传统的农村木桁子茅屋，又比一般的茅屋要高大许多，前后地坪、菜园宽敞整齐，绿树环绕，那架势比乡政府的红砖瓦屋舒服多了。

问过手下的人，也没有一个能说出个其所以然。最后，新领导不高兴了，发话说让这户人家尽快搬走，“莫不是渔场搬家剩下的人，或者是哪个乡搬来的移民，占下了原来渔场的房子？那还了得？让他们该去哪里搬哪里去，房子政府要用，再不搬就抓人。”

工作人员接到乡长的指示马上去办。向东走几十步就是桂爹家。

先将成堆的各种工具、设备、生活用品运到南面的围山渠，再用船通过围山渠运到渔场新址。位于竹泉山东面的新渔场，主要房屋建筑都已就绪。

因为还要容纳从张家塘迁移过来的总场部和一分场，建筑规模比黄狮矶小岛上的二分场场部要大得多。

生产则从捕捞变成了养殖，场地全部是标准化的鱼塘，长两百米，宽五十，刚好一万平方米一个，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头。可那毕竟是精养池，全部加起来也才两千亩，都不够矮围子内水面的一半大，本来就是烂泥湖的一角嘛。

渔场在前年烂泥湖围垦主体工程竣工前搬走了。

桂爹刚好在自家阶基上，看西面乡政府那边有人过来，顺手拿起把椅子准备招呼来人坐，还从口袋里掏出纸烟。

那人来到后也没打招呼，开口就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乡长说了，不能再住在这里，立刻搬走，不搬走就抓人！”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把新成立的乡政府设置在原二分场的场部，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第二种可能的选择。

渔场看起来没有多少东西，可也折腾了将近半个月。好在有的是人力，岸上的村民争相跑过来，做散工挣几包烟钱。顺便也看看人家有什么不要的东西，捡回去说不定还可以派上什么用场。

被搬空出来的渔场二分场闲置了一段时间，移民还没全部到位，就立即派上了大用场。围垦出来的烂泥湖成立为一个新的乡，可当时除了一湖的淤泥，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唯一像样的房屋要属原二分场搬迁后剩下的那几座房子了。

食堂位置的地基未填高，低到屋顶只到前面办公楼的墙根。当时就有人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议论这种“下去吃饭”的格局，私下谈论起领导们就为了一个视线好而拆掉仓库，不如直接改成饭堂。

火急火燎把乡卫生院建起来，可以算得上是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但从医院的选址来看却很成问题：离乡政府太近。个中原因很有些摆不上枱面，但那也只是事后才传出来的。

乡长听了手下的汇报，本有些恼火，想亲自过去看看东边住着何方神圣。理智告诉他，还是谨慎些的为好，谁叫自己的人办事情那么不得力呢？

毕竟是一方之长，总见过些世面，明白些道理。他于是给上面的有关单位打了个电话了解情况。可对方也不知道，但答应会向水产局去了解清楚。

洞庭湖区的渔场都归水产部门管，无论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

答复很快就通过电话传到乡长那里：人家已经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是来仪湖唯一的最早住户；而且他现在住的那块地属于来仪湖渔场那个国营单位，有明确的四置图，并不属于烂泥湖乡。

乡长挂断电话，吐了一句脏话，心里像刚吞下一只活苍蝇一样的难受：这么好一块地方，怎么就夹了一户民居，而且是外单位的飞地，这叫政府的房子怎么摆？他暗下决心：“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想办法把这户人家挤走！”

匆忙建起的乡卫生院紧挨着桂爹家东面，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别看那么个地方，整天哭啊闹的，一股血腥味；药品、针头、带着脓血的纱布，一股脑倒进桂爹家东面那眼漂亮的小荷塘，甚至还有刚引产出来已经成型的婴儿。荷塘很快发臭，另一边离桂爹家的灶屋却只有几丈远。

一乡之长要倾力干成这种他心目中的大事，效率一定会是很高的。

他一拍脑袋，又想到在桂爹家的西头建一个大型公共厕所。男女蹲位加起来共四十多个，长长地一字排开。这个厕所东西走向，最东边已经伸进桂爹家屋后的竹林，再过去就要挨到他家房子的西头了。

桂爹并不想和他们计较，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住的地方是公家的，现在公家要搞建设，怎么可以随便去阻止呢？而且，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吃喝拉撒也是人的正常需求，总得想办法解决啊。他可没考虑过，这个公家和那个公家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他们之间可以说是事先另外达成了君子协定的。

竹子前年刚枯死过，新种下的又没成林，再春就在空地上种下了几窝南瓜秧。这下好了，南瓜秧被建厕所的人糟蹋了个干净。再春放学回来看到可不干了，他坐到原来种南瓜苗的地方哭闹，怎么也不肯起身。有人来拖他走，他就捡起地上的砖头作势要砸人。

人家也是挣几个工钱，才不会跟一个小孩子去计较，当然认真不起来。这一下惊动了乡政府做事的人，都出来围观，这样倒是给他们有些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刺激呢。

自以为聪明的人遇到这种事，肯定要发表一下他独到的见解，要不人家怎么会知道他比别人聪明呢？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杨修，因为太聪明，因为没忍住要表现他的聪明，结果丢了小命。

镇干部中的聪明人分析说：“这孩子在这里哭闹，肯定是大人指使的！大人不好出面，就让孩子来吵。”另一个人则说：“这能有什么不好出面的？你都把厕所建到人家家门口去了，还不准人家说一声啊？”

人多口杂，就有人附和着说：“这是谁的主意，也太缺德了吧？不带这样欺负人的。”

这话一出，人群突然静下来，还有人小声提醒：“话可不能乱说！”

这时有人转弯说道：“其实厕所建在这里，西面就是厨房和饭堂，冬天还好，夏天可就有些味道了。”

再春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一下子没有了主意。为了给自己壮胆吧，他突然间把哭声向上提高了八度。

桂嫂子听到孩子的哭声，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跑了过来，才知道是为了几颗瓜秧，正要带孩子回去，就先叫他别闹。可转念一想，就算是乡政府，做事情也不能这么不靠谱。

她一手牵着抽泣不断的儿子，一边对着围观的乡干部和做工的泥水师傅说开了：“我们在这里都住了二十年了。就算真的碍着谁了，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们随便在渔场的地方建房子，有征得渔场同意吗？要是我现在把猪圈和茅坑建到你们乡政府地坪上，你们又会怎么想？做任何事情，都是‘人在做，天在看’，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想起前些天有人要求自己家搬走，还说不搬走就要抓人，最后还撂下“走着瞧”的威胁话，桂嫂子气不打一处来，趁机会将那天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复述了一遍。办事的那个年轻人看情况不妥，趁人不备悄悄溜走了。

桂嫂子还在那里慷慨激昂：“这就是你们说的‘走着瞧’吧？先建卫生院，挨我家的灶屋那么近，但那是救人的地方，我可以忍。现在又建厕所，那么多地方可以建，为什么非得建在别人家门口？”

人群中开始议论纷纷，不少人都有同情心，但又不敢站出来表示支持。恰好这时，后面传来一声呼喝：“你们都没事可干了？闲得没事围着个厕所看什么？”

围观的人一听那声音，都像老鼠听到猫叫，一个个低着头快速溜回到各自的洞里去了。连做工的那几个泥水师傅，也随着人群散到乡政府那边去，他们知道，这泥水工再干下去之前可能得先停一停。

天黑之前，再春发现那几窝被踩踏得半死不活的瓜秧又被种回到原地去了。而且，还挖了几个漂亮的瓜坑，填满肥土，堆得高高的，瓜秧种在中间，淋过水，周围还筑起土坎防止水分流失。

他高兴地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叫他别出声，也不要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他老爹。她知道事情有了转机，现在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第二天，乡政府管厨房的采买过来串门，她以前向桂嫂子买过几次菜，是桂嫂子在乡政府里最熟悉的人了。

采买过来也不说有什么需要，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先说小孩子如何勤快如何听话，这么小就会种菜，“我们可以伤大人的心，但怎么可以伤了一个孩子的心呢？是我叫他们把瓜秧种回去的。”

采买又把孩子夸了一番，还说他有胆识，“那么小就不怕事，还会来事”。最后，还是把话题扯到厕所上去了，她话风一转：“只是那个厕所，都建了一大半。别看还没砌墙，但地下的池子才是最重要的，池子挖好砌好，就要花一大半功夫。再另外去找地方建，就都浪费了。”

桂嫂子这才明白，对方是来作说客的，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浪不浪费可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开建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会浪费呢？怎么就不想想应该到隔壁打一声招呼呢？”

话是针锋相对，但语调是温和的。女性之间的交流大都不会让它不欢而散，特别是对那种有涵养的女性而言。

采买碰了个软钉子，但她并不委屈。道理是明摆着的，她也是实在推不过才接下这么个补锅的差事，本来就没想过能说服对方。“要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那对方不是没有原则就是有些傻。”采买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复命去了。

厕所工地就那样停在那里。南瓜苗活了过来，从最初鸡蛋大小的两片叶子，长到有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大的四五片叶子了。

再春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瓜秧，同时，他也在偷偷地关心着厕所工地的动静。

一天晚上，桂爹突然给妻子说：“那厕所都停工好多天了，就让他们起吧。”

“他们找你了？”桂嫂子急切地问：“他们是不是给你讲什么硬话了？”

桂爹笑了起来：“你什么时候见我被吓住过？他们确实找过我了，但说的都是好话，没有半句话是吓唬人的。他们还说，那厕所靠我们这一头不建了，只建原来西边那一半大，不再占用我们的地方。他们要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好阻止啊。而且，那厕所确实已经建了一半了，他们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又没去阻止，现在不给人家建也不合适吧？”

丈夫都这么说了，桂嫂子还能怎么样？就随口回了句：“这些事你说怎样就怎样吧。这世上总是得寸进尺的人多，现在单位又离那么远，你还是小心些为好！”

厕所风波就此过去，可最终还是被人摆了一道。过界的厕所，房子确实没有再建，可偌大的粪池没再改动，还是按原样伸过来，上面用预制板盖住了事。恶臭气味就这样源源不断的通过池子的缝隙散发过来。

在这个世界上，正直的人远远不是那些搞阴谋诡计者的对手。后者不管是进攻还是后退，永远都是那个最后的赢家。善良和歹毒、诚实和虚伪、慷慨和吝啬等等诸如此类的孪生姊妹都会是这样的结果。

人们习惯于用“人算不如天算”来描述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突发情况，以此来推脱计划考虑不围而遭致失败的责任，甚至为自己那些突破道德底线或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辩护。烂泥湖乡政府就遇上了这种麻烦事。

正当他们为庆祝新乡政府成立广发请柬大事准备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没有一条早路是可以让那些大人们乘车来参观庆典的。

南去竹泉山、泞湖垸方向根本就没有公路，东边上湖方向和西边张家塘方向都要通过团结路，可那条不争气的团结路除走马滩和黄狮矶岬角外的两段，其他地方仍是一滩烂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现在有祸的不是人，是乡政府的厨房和食堂，炎炎夏日的一个大白天，突然就着火了。烈日的高温加上易燃的楠竹屋架，烤热的油毡纸成了名副其实的火上浇油。根本不用想着上前去扑救，人压根就近不了棚屋，只能远远地看着它烧，直至化为灰烬。

桂爹站在烈焰冲天的火场和自家茅屋中间，他在感受和判断空气被烘烤时温度有多高，防止大火引发的强烈气流将火星卷过自家茅屋顶。

再春跑来跑去，奇怪家里人为什么不提水去将屋顶淋湿，至少用木桶和木盆准备些水在那里也好啊！他还没明白什么叫做杯水车薪。

一座大房子烧得连灰都没有剩下。乡政府主楼是红砖瓦屋，虽然紧挨着火场，却并没有受损。只是一大群人立刻面临着吃饭问题，且短期内无法解决。

乡政府的成立典礼不得不取消，因为就算参加典礼的一众宾客，可选择最近的地方下车再步行过来，也不能饿着肚子再走回去啊！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来，那可都是好几公里。要知道受邀参加庆典的大小都得是个人物。

余烬未熄，就有乡干部不合时宜地说“火烧旺地”。且不说追究火灾发生的管理责任，那么大座房子烧成平地，加上里面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一应设施，无疑是笔不小的财产，怎么就会和“旺地”联系在一起了呢？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乡政府的父母官们在挖空心思掩饰他们自己的尴尬，实际起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效果。

团结路什么时候能坚挺起它那软踏踏的腰身干硬固化，真正起到连接烂泥湖乡的东西大动脉作用，谁也说不清楚。反正，现在久晴之下，就能在路的表面起层硬壳，行人和自行车走在上面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机动车免谈，走着走着就会突然陷下去，要弄出来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连农机算上，也没有几辆机动车。

至于雨天，那就简单许多，到处都是厚厚的稀泥。因为事前有了心理准备，行走起来倒觉得安全和踏实多了。

这样，把乡政府设在黄狮矶就真的很不方便了。而且，这种不方便何时能结束谁也说不清。

上级部门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痛下决心，将乡政府搬迁到团结路东头。

那里虽偏处烂泥湖一隅，但东邻上湖乡，上湖乡再往东南是益阳重镇瓯江岔，往东北是来仪湖未被围垦的另一部分，从那里水路可以出去洞庭湖大湖甚至长江，算得上交通便利。一件事情只要你拿定主意，总能找到要这样做的理由。

反正将乡政府设在黄狮矶既没办成立典礼又没行挂牌仪式，就当是临时办公地点吧。只可惜了那矮围子里近万亩田地，没有安排太多移民，把地势较高的早地全部预留下来，就是想着到时还要办学校，开设居民点、市场、供销社等各种公共设施，还要配套那么多的政府部门。

现在把地点一改，原来的地用不上，新地点又没有预留土地，真的还有些两难呢。

事情再难也不可能放在那里不予理睬，总得有人想办法去解决。而且，往往做出决定的是一些人，而具体去实施的又会是另外一些人，难事就变得不那么难了。

大部分的问题都会找到折中和妥协的处理方式。就如这次乡政府的选址，搬迁后一方面没有了连片的地方，就只好将各种功能、设施、部门予以分散设置，政府设在一个地方，农资、供销社设在另一个地方，至于墟市、居民点，那是以后的事，留待来年由别人去解决吧。

另一方面是学校的设置。黄狮矶是烂泥湖的中心，象一片海橖叶子长叶柄的位置，东、西、北边最远的学生去那里上学距离差不多，也不会太远。新乡政府在东面边界上，地理位置算得上是太偏了，附近的学生倒是方便，只是苦了西边的学生。

其实，学校并不一定要靠近乡政府。为了能使西边的学子们上学稍近一些，最后选择在走马滩最靠西边的团结路边建设烂泥湖联校。它是烂泥湖乡唯一的一所初中学校，算得上是地方上的最高学府了，至于“联”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渔场从黄狮矶主动搬迁走，那里又设立了临时的烂泥湖乡政府。从乡政府主要负责人挖空心思采取种种手段，想把全乡唯一的那户最早的居民逼迁开去，再到乡政府自己呆不下去了，被迫搬迁新址，前后也就半年时间。

都说世事无常，肯定是有其道理的，但好多事情，还是和人的远见、道德水准等密切相关。能力总会有高低，加上环境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有些事情预计不到情有可原，但看不得人家稍微好一些，一门心思欲予以排挤、加害，那就是道德层面的欠缺了。

道德没有底线的人，明知理亏，却自以为聪明，正途走不通，就使横手从暗地里来。最后，公道自在人心，歪心思的人就算表面上得偿所愿，失去的却更多更多。这种人是不能被原谅的。

黄狮矶矮围子内，水面排干后改造成了稻田，大部分安排给了移民社队。但原来的几千亩旱地并未安排给移民耕种，现在不再需要拿来建设乡政府及其他附属设施，当然也不会让它放在那里丢荒。

领导们决定在那片土地上建设桑场种桑养蚕，同时开展其他的农业试验项目。这是一个大构想，至少给桂爹家的孩子们带来了不少新鲜乐子。

卫生院紧挨桂爹家东面，和乡政府办公楼一起将桂爹家紧紧夹在中间。

搬家，是一件很烦人也很累人的事情，何况搬迁的是一个这么大的单位。俗语说：“上屋搬下屋，不见三箩谷。”人们强调的只是搬家的损失。其实，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如果还有比“搬离”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还要搬呢？

对普通老百姓、对个人家庭来讲，搬家还真会有些物质上的损失，但对集体单位，特别是对这样的国营大单位，每搬一次，都会是一次鸟枪换炮的最好机会。房屋换新的，设备更新换代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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