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陆顺催促着老白提交了报告。按程序先给朱县长批示，老朱一看报告就乐了，申请商品粮基地的杨陆顺居然也知道南平仅靠水稻不行啊，看看老顾的笑话。他还是很乐意地。也没提什么问题就批了。

杨陆顺拿着报告去找顾书记请示，临了动了个心机。也是怕顾书记拉不下面子同意，就给马峥嵘去了个电话。请他帮忙在顾书记那里支持报告。马峥嵘哪会拒绝，天大的把柄握在杨陆顺手里呢。

杨陆顺说：“王市长，顾书记确实不同意我的办法，但这个好机会我不想错过。去年我指令县棉麻公司提高皮棉收购价，不仅让农民得了实惠，也让棉麻公司增加了近八百万的利润。而且棉花价格将继续走高。前景很乐观啊。”

王智弘笑着说：“那我支持你搞，但我有几点要求，一是必须完成年度商品粮计划任务，二是确保农民地收入要增加，三是影响减到最小范围，能把老顾的思想工作做通是最好的。”

等杨陆顺进了书记办公室。马峥嵘已经在和顾书记聊着了，看手里的烟，估计也就早了那么三五分钟。

顾宪章当然听得出马峥嵘酸溜溜的话的含义，但分明又是在帮杨陆顺的腔，究竟老马在搞什么名堂。莫非是鼓动陆顺犯错误？心里就暗中责怪杨陆顺没眼神。如此重大的事情居然也不知道小心点，知道的人越少风险也就越小嘛。干脆说：“陆顺，我看还是算了，棉花这玩意毕竟是市场在调控着价格。说不定年底就降价了呢？切实完成计划棉就可以了，我可有言在先。基地面积少不得，至少不能授人以柄！就这样。

杨陆顺如何甘心，借着到市里开财政工作会议，抽个空向王市长做了汇报，当然他就没任何隐瞒了：“王市长。分税制一搞。县里几乎被抽空了，既然要保障县里吃财政饭的同志有工资发，又要让农民百姓得实惠。我不得不缩减基地水稻的面积。改种经济效益好地棉花。只要按时交足定额的商品粮，我想应该不违背什么原则。”

王智弘说：“陆顺。南风地区几个县，说实在的。惟独你们南平不适合单一作物种植模式。当初南平争取商品粮基地，我就有担忧。幸亏你还算头脑清晰，知道弊病能尽力想办法弥补。你主动来向我汇报，我猜你这方案怕是在老顾那里没通过。来将我的军吧？”

这时马峥嵘笑咪咪地说：“顾书记，我看行得通啊，这税制改草闹得我们县财政紧张得很。大幅度削减各单位的费用已经让很多人意见纷纷了，还没算上各单位应该预算进去地应酬费，上面来了领导招待不好。我们干死了也落不个好字，现在关键就是看如何搞钱了，这也符合改草精神嘛，再说让农民把自己种的稻子交粮站，再掏钱去买便宜地吃饭米，我觉得农民们也不会不乐意地。真要扩增二十万亩棉花，就按目前的棉花行情，县里还愁没钱发工资？”

杨陆顺也顺着马峥嵘地话道：“是啊顾书记，一来可以解决县财政紧张的问题，又可以给农民带来实惠，两全其美呢。当然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搞。掩人耳目的必要的。”

顾宪章灵机一动，脸上也有了笑容，制了制马峥嵘手里的报告说：“陆顺，你是基地总指挥，这事既然老朱同意了，老马也很支持，我没话说，前提是，就当我们县委毫不知情。是你们政府的行为，如何？”

1994年的分税制改草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草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1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草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地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划分大致如此：中央税包括了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等；地方税包括了地方企业所得税、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遗产赠予税等。共享税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这是分税制改草初期必须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前提下的划分。

南平县还是积极响应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地号召，全县动员起来配合税制改草，该分地分，该交的交，基本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相应的改草。同时筹备国税、地税的分家。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系体制经历了几次重大改草，建国初期是执行的苏联模式的统收统配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达二十年之久。八十年代年开始改行“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88年又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但这些改草都没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终于在经济形势的逼迫下，1994年终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转如了经济性分权。1994年分税制改草。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接照分税制改草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1994年分税制改草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

杨陆顺也权衡了利弊，既然叫政府这边承担后果，倒是有点为难，听各乡镇农技员们反映，不少农民都开始在自家责任田里栽培棉花，估计计划棉面积是不得少。但要说擅自缩减基地面积。这个问题也是可大可小，看来顾书记不愿意承担领导责任是情有可原的。杨陆顺就说：“顾书记。那我再去找朱县长商量商量？”

马峥嵘呵呵笑道：“陆顺，其实顾书记已经很放权给政府了，不是说党政要分开么，顾书记可算得上是榜样啊。”

到了春耕生产的季节，省里地农业专家们又组队前往南平，这次规模就小得多。去年把应该传授的技术都教给了县乡的农业技术员们，这次来主要是统一行动，再就是暗含着监督监察的意思。

南平县还是有个有钱单位，那就是县棉麻公司，93年因为提高收购价比往年多收了近二十万担皮棉，偏生全国计划外棉花的价格大涨，几乎超过了计划棉价格的75％，而且货源还抢手得很，如今棉麻公司的小招待所已经住满了前来调拨棉花的各路厂家业务员，看情形棉花价格还会进一步增长，原本不打眼的棉麻公司就成了县委领导眼里的香诗诗，到处都缺钱，自然就把主意打到了棉麻公司。白利民倒有点“怀璧其罪”了，身为单位头头。自然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有对本单位经营方式的决策权，可县委的意思是让棉麻公司来救火，缓解县里的财政紧张状况，白利民当然不乐意了。眼见着棉花市场一日火过一日，总不能随行就市地把仓库里清空了吧，做生意谁不想赚取最高、最大的利润呢？要解决问题还得找领导。白利民找上了杨陆顺：“杨县长。棉麻公司是应该为县委政府解决燃眉之急，但政府不能杀鸡取卵，得养鸡下蛋才划算是吧。本来公司赚了点钱，想为干部职工修福利房，地基图纸都准备好了，只等批文到手就开始动工，为了支持县委政府的工作，我们棉麻公司都不准备提高干职福利，随时听候组织的召唤。”

杨陆顺是为财政没钱头痛，但他手里还有个县长助理财政局长老袁，要是连老袁都没得办法解决，也就只有到县委常委会上寻求解决办法了，不过他倒是多想了一层、既然棉花价格持续上涨。那就是说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何不乘东风，让南平县再增扩二十到三十万亩棉花呢。不过国家商品粮基地总指挥的名头限制了他的行动，就对白利民说：“老白。你现在来表态也晚了，不过你可以向政府提交个要求增加棉花面积的报告。好好阐明原因。最好拿出笔款子先期投入到种棉农民，从行动上支持农民扩大种棉的决心，我就好请顾书记批示了。”白利民就知道杨陆顺的心意。赶紧回公司准备报告。

顾宪章接过杨陆顺递上来的报告，看着看着就没了笑容，闷声说：“陆顺，那白利民也是胃口大，八十万亩商品粮基地，他就敢要四分之一去种棉花，商品粮基地的目的是什么？是解决我们国家吃饭问题地嘛。到底是做生意的，重利轻义，老马你看看。”

杨陆顺见马峥嵘在认真看报告，就乘机解释道：“顾书记，我看这报告也还可行，商品粮基地的收购价比议价粮还高三块钱一担，而今年棉花的价格还在继续涨，一亩棉花地收入赶得上两亩水稻，农民手里钱多了，也能解决我们县地财政紧张。顾书记，还请再考虑考虑？”

杨陆顺虽说有王市长支持，但县里的工作还得尽量做到，顾书记要不松口，怕是种了棉花的也要拨了苗改水稻。又去苦口婆心做顾书记的工作。老顾还是体谅杨陆顺地心情，还是老话，出了问题政府承担。相陆顺就只得去做老朱的工作，老朱倒是没其他意见，只要顾书记同意，他就拥护。

面对书记县长耍太极推手，杨陆顺还真没了辙，干脆对基地工作不闻不问，对下面乡镇上报农民不按计划种水稻的反映，用拖字诀对付，对省里来的专家指导小组则好酒好饭招待着，全安排在县招待所。请农业局地领导陪着，没事别下乡去溜达，好在这次为头地范副所长没来，在省里攻关一项新的科研题口。加之去年地工作也确实做得到了位，也不愿意在乡里村了忙活，倒是很轻松地培训着技术员班。

棉麻公司的新措施很是鼓舞了农民们种棉花地积极性，首先是赊销优质棉种，公司培植股地干部率各储运仓库的棉检员到农村指导农民科学种棉，及时通报病虫害防治。村干部们自家都有田土，当然也想种相经济效益好地作物，虽然乡上干部有要求，可挡不住农民致富心切，把情况向县里反映，县政府也迟迟没个治理措施。不少蹲点乡干部也只得睁只眼闭只眼，农民们虽都多种了几亩棉花，但毕竟不是政府组织的，倒也不敢胆大得把水稻全改了旱土，农民们至少得种几亩口粮吧。就是这么一放松，南平县至少也增加了十六、七万亩棉花，杨陆顺见预期目的完成得差不多，这才大会小会地紧了起来。此时棉花苗子也后半尺多高。就算有问题，总不至于拨了青苗吧。

杨陆顺的娘偶感风寒，没想病情就越发严重起来，加之有点血压高，总不见复原，也许吃清淡嘴巴没味道。老人忽然想吃点油腻，四姐就如了老人愿整了碗香喷喷的梅菜扣肉，中午老人多吃了块肥肉，下午时分就觉得肚痛如绞，送到县人民医院一查，是急性胰腺炎，按说县医院的条件也能治得好，何况还是杨县长的老娘呢，可沙沙要在六子面前显示是孝顺媳妇。硬要转去市医院治疗，杨陆顺当然高兴沙沙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县医院的医生商量下，觉得转院也行、就派了救护车送老人去了南风市人民医院。

可惜老人毕竟七十五岁高龄了，胰腺炎引发了高血压、糖尿病等几种并发症，虽不至于致命，没个把月出不了院。沙沙真不愿意在医院陪护。可又是她要求到市里来的，四姐在家要照顾老爹和旺旺，沙沙只得硬着头皮照顾婆婆，好在沙沙经济还活泛，兜里有钱就住的特别看护房，老人的上厕所等脏事累事有特护去做，沙沙也就给老人喂喂稀饭茶水等轻巧活。不过巨大的医药费开支，还是让沙沙心疼不已，而且老人是农村人，也没得什么报销。杨陆顺紧张老娘，床前床后精心伺候了小半月。直到病情稳定了，才回县里上班。

不过杨县长的亲娘生病住院，去看望的人就络绎不绝了，特别是住院的前一礼拜，天天都有好几批人去看望，但杨陆顺却是不收什么礼金。水果营养品不拒绝，沙沙眼看着大把钞票进不了口袋，心里就别提多难过了。可不敢在六子面前有埋怨，只是老杨家的亲戚来看望，沙沙就不爱。乡里人带了点点营养品来，还得打发一顿中午饭。杨陆顺还要打发姐姐们回家的路费，在沙沙看来简直是亏大了。

徐心言肯定少不得要看望老人，借着家里离医院近，时不时带着营养丰富的清汤给老人滋补，有时甚至比沙沙还关心老人，杨陆顺都看在眼里，心里暗暗感激，却不敢露出半丝情分。反倒是当着沙沙的面，还刻意保持着距离，心言心里不是滋味，可也心甘情愿伺候老人，当然外表全然不露痕迹，倒叫沙沙觉得心言是值得交结的好姐妹。

顾宪章就有点冒火，为了争取商品粮基地，他跟老朱唇枪舌剑地论战了好几次，在常委会上也保证了商品粮基地比争取贫困县要强。可才过了一年，杨陆顺就变卦了，不是徒惹袄朱看笑话？而且还怕老朱把南平县违背省里文件精神擅自缩小基地面积，要是大规模地购买议价粮去抵商品粮让农民赚差价，这事传出去了又不好解释，即便想偷偷摸摸地搞，一下就减少二十万亩水田。瞎子也看得出猫腻，亏你杨陆顺还敢把报告拿给我看，正要批评杨陆顺。

杨陆顺是分管财政的县长，分税制一搞，从总的收支方面就晓得，对县乡两级财政地负面影响的很大的。将增值税75%和消费税100%上交中央财政，省市又在中央集中的基础上。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进行了再分成，即对县乡财力进行了再集中，而县乡政府要维持稳定。不得不使事权支出地范围再扩大。县乡政府要承担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稳定、行政管理等诸多职能。该做地事还得做，但收入却大大减少。本来南平财政就一直紧张。再来个釜底抽薪。县乡政府怎么办？除了乱收费就是向银行借钱维持运作了。而对上级的改草断不敢有半分违背。阻挠改草地罪名不是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县委是连轴开会研究讨论该怎么应付没钱地日子。杨陆顺不会变钱，也不会造钱。怎么办，县财政几乎不能保证干部职工地工资正常发放。至于其他什么开支。那是有心无力了。会议研究下来，无非就是；大幅度削减县直行局乡镇政府的办公费、接待费了。尽量保证县乡吃财政饭干职人员地工资，其它再想办法。其实县委政府把费用一紧，各单位都自有保命绝招，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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